大山包的乡亲与黑颈鹤

[原载2000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第10版]

　 三菱车喘着粗气，小心翼翼地翻过一道垭口，以乎已用尽了全力。阳光终于穿透了一路的浓雾，一个稀稀疏疏的村子走进了我们的视线，陪同的老郝朝我们嘀咕了一句：“喏，到了。”
　　眼前的这个地方就是大山包，我们翻山越岭而来是为了寻访黑颈鹤。
　　说话间，一片湛蓝的水面在雾霭中悄然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名叫跳墩河的水库，是大山包黑颈鹤最大的一块栖息地。我们跳下车，举目四望，就在离我们约40米处的地方，4只黑颈鹤正在悠闲地踱步，它们纤细的双腿、洁白的羽翼、黝亮的颈项，高贵的仪态不乏几分娇弱。黑颈鹤见到不速之客，倒不显得惊慌，它们微微举起翅膀，轻轻地助跑，腾空而起。一时间，湖光云影，鹤舞蹁跹。
　　大山包的黑颈鹤是地球上仅存的15种鹤类中唯一的高原鹤，数量不超过2000只，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大山包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2平方公里，海拔最高处3364米，拥有大面积的草山、沼泽、浅水，是世界上黑颈鹤最大的一块越冬栖息地。
　　当我们纷纷惊叹黑颈鹤居然能在大山包这样恶劣的地方越冬栖息的时候，乡党委书记老王不经意他说了一句：“没人喂，黑颈鹤恐怕迟早也要飞走。”原来每年冬春之际，在大山包，黑颈鹤的食物很少，为了不让鹤挨饿。乡里从每年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都要组织专人喂鹤，老百姓也自觉喂。
　 “这一年下来，要四五千斤包谷呢。”“那喂鹤的粮食从哪里来呢？”“从哪里来？就从每年政府发的救济粮里挤嘛。”大山包有人口1．3万，由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70％的老百姓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直到1998年，全乡人均有粮不到300公斤，人均纯收入不到250元，每年要靠15万——20万公斤的救济粮过日子，到现在，大山包还是全省的扶贫攻坚乡。
　　董应兰是大山包专职负责喂鹤的两人之一，她每天在水库边上喂鹤，大山包这七八百只黑颈鹤似乎都认得她，只要她一出门，成群的鹤就像饿坏了的孩子，鸣叫着盘旋在她周围。除了乡政府配给的包谷外，董应兰还将自家种的萝卜煮熟拿去喂鹤，而她一家三口几乎三顿吃的都是洋芋和养麦。
　　据说，黑颈鹤每年春天离开大山包的时候，总要围着董应兰的家鸣叫好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去，第二年冬天回来的时候，也是先要寻觅她的踪影。除了乡政府派专人喂鹤外，黑颈鹤更多的口粮来自大山包老百姓自觉自愿的奉献，这里每家都有煮洋芋、萝卜喂鹤的习惯。虽然每到初春，黑颈鹤往往将老百姓刚播下的种子衔走，但他们没有因此而迁怒黑颈鹤。当乡政府为保护黑颈鹤动员库区内1200人迁居的时候，人们便默默地收拾好家当，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家。
　　让大山包的乡亲忧心的还不只是每年如何保证黑颈鹤那四五千斤包谷，虽然他们得时常为这区区几千元人民币劳神费心，黑颈鹤突然爆发的疫情却令这些缺乏专业训练的乡亲措手不及。老王和老郝以及一群者乡们的回忆把我们带到1997年3月11日的那个中午。
　　约莫在1点钟左右，乡政府闯进来两个气喘吁吁的农民，他们怀里抱着一只奄奄一息的黑颈鹤，从15公里外的小海坝赶来，没顾得上喝口水，就向乡政府报告，在小海坝有一批黑颈鹤倒在沙地里，不吃不喝，不知得了什么病。
　　情况紧急！乡党委、政府决定取消原定下午召开的会议，迅速组成了一支由乡党委书记带队的50多人的抢救队伍。同时让乡卫生院和兽医站的医务人、员随时侍命井马上派人到昭通求援。3月正是大山包狂风肆虐的季节，凤刮得人走在路上直晃悠，来回30公里的崎岖山路，人们也不知道是怎样把39只黑颈鹤抱到了乡政府。
　　黑颈鹤送回了乡政府，但如何确诊以便对症下药，可让卫生员和兽医们犯了难，谁也没有医治黑颈鹤的经验啊！时间一分分过去，眼见一只只黑颈鹤闭上眼睛，女人们都忍不住大哭起来，男人们的眼圈也不禁泛红。总算市里的人赶得及时，14只黑颈鹤捡回了性命。这次惨剧，让大山包的人们意识到专业技术和专业人员的重要。更有一个有心人开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他就是乡林管站的站长钱颖。
　　小钱于1995年从昭通农校毕业后来到大山包，他的专业是造林、护林，可以说跟野生动物保护并没有多少关系，小钱手下只有两个“兵”，要负责全乡4.2万亩林地的管护任务。但即便这样，小钱和他的同事们还是尽个人最大的努力，为黑颈鹤的保护默默地工作着，他们坚持对黑颈鹤常年观察并建立了黑颈鹤的观察档案。正是从小钱手中那本沾满油渍的笔记本上，我们了解到大山包黑颈鹤数量近几年的下降趋势：1996年1264只、1997年817只、1998年768只。
　　小钱告诉我们，林管站唯一的二台观测设备是省林业厅的同志送他的一副低借望远镜，他每天就是用它来观测黑颈鹤的活动的。“记者老师，能不能给省厅的领导捎句话：我想到林学院进修，要保护黑颈鹤，我这点东西不够啊。”小伙子临走时，涨红脸给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