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包散记

——“穿越金沙江·寻找昭通即将消失的村庄”系列报道之33 34

〈昭通日报〉记者 杨 明 通讯员  徐兴正

 

    昭阳区大山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山区。在昭通,大山包是一个忽然抬起的部分,是一个世界因煞尾而出现的尽头。

    大山包的生存、生活条件非常苦,但它同时又是上帝造物时煞费心机的地方,除了人类和人类饲养的牲畜,上帝在那里摆放了很多东西:蓝色的天空,白棉花一样的云朵——但天气变幻无常,即使在同一个白天,时而艳阳高照,时而暴雨大作,时而风起云涌,时而寂静得天地就像两面安装在适当位置的镜子,镜子里景象万千,全部一动不动。如果一个大城市的女人来到这里活动,将会碰上许多麻烦事情,比如说穿衣服,就在一天之内,一会儿她需要穿上最薄的裙子,一会儿又必须换上最厚的羽绒服。当然,这样一来,她也许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姿已经“融入野地”(张炜的一篇比较煽情的短文就叫《融入野地》);在天空和云朵之下,是温柔地隆起的大地,就像母亲的怀抱,就像姐姐的青春,苦涩而忧伤,“大山包”就是这样命名的。莫言1996年写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他在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在光滑整洁的宇宙中,数不清的天体穿梭般运行着。它们闪烁着温馨的粉红色光芒,有的呈乳房状,有的是屁股形。目睹着这伟大的和谐,马洛亚牧师热泪盈眶地高呼着:‘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你,唯有你!’……”我觉得大山包正是这样的天体,它一面是华美,一面是苦难;在隆起的大地上,也有一些平坦的腹地,如现在的万亩草场,也有一些低洼的洼地,如现在的跳墩河水库,也有一些下陷的深山,如一个名叫“老板厂”的地方,也有断裂之后的大峡谷,这就是著名的鸡公山……

    大山包的村庄是人的作为,但也像上帝在偌大的高低不平的草甸上随手扔下的小石子。这些小石子里藏着一种自然的欢乐,但也藏着一个地方的苦。这些小石子一般的村庄,海拔高(最低海拔小海子2500,最高海拔独石包包3364),气候凉(年均气温7),可耕作的土地贫瘠,依靠饲养牲畜,种植土豆、荞麦、燕麦维持生计,难以维持的时候,还靠政府救济。大山包还有湿地,有活土,有黑颈鹤。大山包还有最为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无声的小路,安静的夜晚,这些都是最后的,都是大山包的。

    尽管采取了诸如迂回包抄、从侧面进入之类的策略,我们仍然无法准确、全面地描述大山包,更谈不上形象、生动、唯美和理想化了。如果把金沙江拟人化,那么,大山包是一个连金沙江都想不到的地方。金沙江见惯了巧家的高山和陡坡,到了昭阳区,从田坝就流过去了,只让其支流牛栏江在鸡公山大峡谷(鲁甸县梭山乡甘田村)晃那么一下子。所以,即使对金沙江来说,大山包也是在远处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远处有远处的好处,在人类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界”面前,也许远处是暂时自我保存的惟一机会。大家可以想想看,要是大山包坐落在成都郊外、泰山一侧,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那样一来,大山包肯定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地方,高尔夫球场、索道、度假村,甚至“观鹤庄园”之类,大山包就不可能是“最后的”了。

    与昭阳区其他乡(镇)相比,大山包和炎山的名气比较大。炎山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人物层出不穷,名声就持续响亮;而大山包不依靠“地以人传”,它的名声多半直接来自上帝的造物。当然,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很多人都书写过大山包。相隔不了多久,就是《昭通日报》上都会登载一篇关键词为“大山包”的文章。书写大山包的文章不便统计,但可以列举一些: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以大山包为地理背景,这篇小说因获得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而给作者本人、昭通和云南带来了一些声誉;刘广雄的中篇小说《鹤舞高原》使用了大桶大桶的理想主义涂料刷遍了大山包蔚蓝色的天空,读来令人心动。我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昭通籍某女大学生曾因毕业前夕在昆明读到该小说而萌发志愿到大山包工作的念头,但在作者的劝阻下打消了,后来到了昭通师范(现昭通师专南校区)教书;于坚写过一篇大山包的长文,题为《滇东北,雄狮大峡谷》。于坚的写作历来有神秘兮兮的成分,他曾经写过,乘火车穿过丽江某地,许多旅客回去以后做梦都梦到自己在不停地往下掉,但是永远落不到地面。他在《我的城市,我的故乡》里,把多年前昆明运垃圾的马匹称之为“马神”。他写到昭通的陡街,说是这条铺着青石板的古老街道,从天桥(现在已经拆掉了)那里爬上去,爬到辕门口,看到从怀远街走过来的人,都穿着秦始皇时代的衣服。被他这么一说,昭通顿时变得陌生了,咱们昭通人都不知“今夕是何年”了。于坚写过云南的很多地方(也写过省外、国外的不少地方,如西藏、哥本哈根等),似乎已经不存在他写不出来、写不妥当的地方了,如果有,那大山包就是一个例外。于坚把大山包放在滇东北的核心,通向大山包的道路是一条开满梨花的道路;他把鸡公山那里称为雄狮大峡谷,声称这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峡谷,比东非大峡谷还要雄伟(东非大峡谷他是见过的)。大山包已经成为书写之中的秘密。

很多人都不愿意长期留在大山包,但更多的人都会、都喜欢书写它,谈论它。我们更愿意把大山包理解为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然界,也就是庄子说的“道法自然”的那个自然。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是那些老话,基本意思于坚都已经说过了,而且他一直在反复说。我们的意思是,在中国,云南(还有西藏等地)是最后的,而在云南,昭通又是最后的,到了昭通,大山包是最后的。虽然普天之下都是上帝的造物,但至今可以“道法”的,就是大山包。换句话说,大山包还是许多人都挂在口上的“原生态”。就连神奇的黑颈鹤,一年也要到大山包一两回。四五年前,我到大山包马路小学,该校段正春老师借住在附近一家村民的草房子里,村子里的一些人搬到思茅或西双版纳去了,留下了一批空房子,村庄显得空荡荡的。在段正春的带领下,我和他走了大山包的一些地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鸡公山和老板厂。

大山包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个别搬走的村民,突然在某个夜晚回到空房子门口,背靠着墙根蹲下来,涌出一两滴甚至一大把热泪。大山包虽然是“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但一直塞在他们拳头般大小的心脏里,掏也掏不空。这也是一个传奇。但大山包的传奇都是朴素的,有不少实例可以说明这一点:马路小学那地方叫做冷饭沟,说的是那里的风又凉又密,背夫走卒在此歇脚,找点干柴热一热随身携带的饭菜,热了饭再热菜,待到热好菜,饭却冷了;冷饭沟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名为石头人,通往村庄的路口立着一段两三米高的天然石头,不管从哪个方向上下打量,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说这不算什么传奇的话,那么,就在石头人,因某个村民死者埋葬在村庄上边,村里鸡犬不鸣,一个村子彻底失声,就一定是传奇了,而无声是大山包的品质之一,这个“道法自然”的地方,以一种朴素的方式“传不言之教”;还有呢,鸡公山本来就是大峡谷里破天荒冒出一截来的天险,但也有某乡村奇人临终时要求家人把他葬在那里——这比僰人悬棺艰险多了,至少遗体和棺木要一样一样搬上去——山下是牛栏江,转一个弯就到金沙江了,雄踞其上,多少有一点君临天下的意思吧,但这仍然是一个农民的朴素之心……

鸡公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让于坚“趴下”的地方。于坚书写这个地方,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只好“趴下”。我们是这么想的:鸡公山是大山包抬起到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它自己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就在那个节骨眼上,突然咔嚓一下断裂,下边出现了峡谷,上边就那么凭空伸出一截山体去,因酷似正在鸣叫的雄鸡的脖子和脑袋,而被尊称为鸡公山,其实是牛栏江边的万丈悬崖。于坚还没有走到“鸡脖子”那个地方,就吓得趴下了,再也不敢往前走出一步。但鸡公山所能造成的紧张与恐惧因人而异,走过云南许多天险的于坚不得不趴下的地方,大山包的孩子个个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而且在“鸡脑袋”上玩空翻还嫌地方过于空旷。我们见到的“鸡脖子”是悬空的一段石壁,长二十来米,宽至少八十厘米,要是把它放在平地上,三分钟可以轻轻松松跑上数十个回合。牛栏江边(主要是田坝乡的木厂、凉山)数百名村民到大山包赶集,悬挂在鸡公山的羊肠小道是必由之路,一辈子不知要走上多少回。

最靠近鸡公山的是跳墩河水库。几十年来蓄存着昭通最高的灌溉水,灌溉昭阳区田坝、大寨子、炎山三乡的农田。水库边上支砌着当年从炎山运来的条石,牢固地保持着一个小地方农业社会的耐心和热情。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情况下,它们是一层复杂的历史表面,值得政府和民众仔细揣摩。

老板厂说明大山包一直在变。一个舒缓的峡谷,两边是柔和的山坡,泥土上现在只有浅草和灌木,而从前,这里森林茂盛,是一个伐木的地方(这就是“老板厂”的由来)。

以后,昭通、云南、省外、国外的人还将继续来到大山包,也许还会来得更多,这些人要么是普通游客,要么是这样那样门类的艺术家、这样那样领域的专家,要么是怀着其他目的和意图的一帮人。到时候,大山包就很难是一个老地方了,它将由一个世界尽头变为某种目的、愿望、旅程、见识、记忆等各种五花八门的中转站,将逐渐变为一些人发现的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