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净光芒照大地
——王昭荣《用爱订做的天堂》阅读感言
北京〈中华人物〉采访部主任、比较文学硕士 张绍九
[此为原版本，会刊发表内容为节选]
在我的印象里，昭荣有三个特别，其中一个与文学说无关也无关，说有关也的确间接有关，而其中两个直接与他的作品有关。
初识昭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具体时间和情景已极模糊，大约是在一次采访中罢，好象是他做《昭通市报》（后更名为《昭阳报》）记者的时候，知道他的爱情诗歌写得很好，但对他并未有太多的留意。后来一帮文友时不时聚会，慢慢地便与他熟稔起来。有一天，偶然听他说起一位我们共同的长辈，才知道他原来还该叫我一声表姐。于是，因了这层关系，我对他便有一种与其他文友稍稍不同的特别感觉。至今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说他不时去聆听长辈作为诸多世事过来人的教诲，这令我回想起来，还在揣度昭荣现在的诸多成果是不是与他一向谦虚向长辈求教的态度和那位长辈的教诲有关。胸纳万物气自华，作品是常常和人的修养气度关联的。
说来惭愧的是，虽然他叫过我表姐，却因一天忙忙碌碌，也因性情懒散，爱好文学研究的我居然没有为他写过一篇评论，应该是没尽过这个称呼的责。直到黄萍医生把他的《用爱订做的天堂》从遥远的家乡寄来给我，我才好歹挤出时间认认真真地读起他的散文诗作，其实也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觉得，谁有这样的亲戚都应觉得自豪。
品味昭荣散文诗的韵味，感受其间内涵散放的光茫，我的心中就不由自主回荡起大学时最喜欢的《欢乐颂》的旋律：“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想昭荣是令人羡慕地得了女神的眷顾的了，所以在他一如既往的创作实践和明丽优美的散文诗作里，就总是笼罩着一种纯净芬芳的气息。在昭通的文学创作者里，这使他显示出特立独行的一面。
我是个天性不爱受拘束的人，常常不愿意说非内心感受的话，所以，我的文字就多是内心的流露，否则我常会选择沉默。昭荣早就以“红尘诗人”在昭通文学创作者中闻名。这“红尘”二字，虽非爱情所能包含尽，但必然与爱情关系密切。文学史上感动得我吁嘘长叹的诗词可是不少。我喜欢的《追梦人》、《滚滚红尘》、《化蝶》和《青青河边草》这些歌词都是与爱情关联的，词写得不错，虽然归为通俗一类，从大概念来说，也还算得是诗词罢。至于经典的诗作，那更不用说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李商隐的这首诗总是让我感慨诗人的真情无价，他对妻子的挚爱曾影响了他的仕途，但他仍与妻琴瑟和谐携手永生；戴望舒的《雨巷》则让我脑海里不时浮起丁香花般的女子形象；徐志摩雪花轻扬的字句总是和着电视剧里他与陆小曼欢乐于雪天的场景在我心头荡漾；叶芝给茅德·冈的诗大约会令天下女子叹息无福身为茅德·冈；而爱伦·坡的悼妻作几乎令人体恤他柔肠寸断……古今中外，反复吟咏爱情的精品不断。连堪称豪放的毛泽东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诗也是柔情缠绵，感人至深。昭荣对妻子的感情也极令我感慨。但也许因我脑子里爱情诗五花八门塞得太多，所以他作为性情中人的爱情诗作却只是让我在前述爱情诗人的记忆队列里又排进了他一个。
也许和心境，也许和个人偏好有关，在遥远的他乡，阅读昭荣的作品，极大地不断勾起我心里阵阵涟漪的是他那些配着图片的歌咏大山包黑颈鹤的作品。我以为，在昭通作家群现象中，他对黑颈鹤志愿保护工作的持之以恒不渝余力的努力和作品中从各个侧面对这一生态现象发自内心的歌咏令人钦佩也感人至深。这是昭荣及其创作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二大特点。
我是个酷爱山水的人，记得在水富大峡谷的晚上，徜徉在温暖的红灯笼下，流连在灯光中闪烁七彩颜色的景致里，我陶醉得专心致志，我想谁见了都猜不出我是个面临大考又要对付紧张工作的人。不为别的，那是因为山水就是人间的天堂，山水使人忘情。而山水之作则因或隐或显传递出人生态度和文化意蕴而令山水增色，也是其独立于山水之外存在的理由。欣赏山水和阅读山水文章既有相通的美感体验也有各自不可替代的风采特色，两者相得益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看到一位姓薛的作者写的《乐山大佛》，作者的名字已不记得，而作品的内容和气韵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当时说，在所有散文中，我最欣赏这篇，对这篇的欣赏至今未变。后来又极喜爱梭罗的《瓦尔登湖》，竟也和山水关联，这种对文章的偏好，大约缘于酷爱山水的情结。阅读昭荣写大山包黑颈鹤的作品，于是倍加感动，宛如匆忙喧嚣中走岔路又来到了仰慕已久的世外风景里。“跳墩河浩渺坦荡一如大山包人的胸襟和情怀，……湖水明澈得没有一丝杂念，盛满了天空的清蓝。这是一块梦幻般的净土……秋天将要离开的时节，便会看见黑颈鹤青春的身影在天地之间飞翔，然后缓缓停歇在这方阳光下的天堂。”阅读着这样的句子，我仿佛听到了山民的歌唱：“雁鹅飞起脚杆长，不歇高山歇平阳，雁鹅爱的平阳地，小妹爱的有心郎。”我又仿佛听到一声鹤鸣嘹亮在空旷开阔的高原，传之辽远。凡尘杂念尽除，得享心宁神静的片刻奢侈。
在昭通作家群现象里，提起昭荣，恐怕谁都会把他和大山包黑颈鹤这一地域特色联想在一起。正如文学史的随手可拾的作家美谈：老舍与北平，徐志摩与剑桥，金庸与大理、蒙古，泰戈尔与喜玛拉雅山南麓、马尔克斯与拉美……大山包和黑颈鹤独特的自然风光促成了昭荣独特的文学风情。大山包人纯朴率真，有着山民的自然人性。黑颈鹤是山民眼中的神鸟，是鸟中的精品，它们双宿双飞，忠贞不渝。这些成为诱发点，为诗人提供了情感喷泄的出口，于是便有佳句连连，如飞珠溅玉，粒粒晶莹。“从青藏高原到乌蒙僻壤，再遥远的路途，因了你的飞翔而闪耀着明亮的光芒。”“生命的体味是如此的疲惫，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因你而洋溢着浓郁的芳菲。”“一朵阳光美丽了整个春季，你这自然的精灵，与白云悠翔在蔚蓝的天宇，轻盈如昔。”
然而，风景是众人的风景，为什么独有那些个别的人能以诗篇和风景唱和并传之久远？地域对于人的影响，其作用机理是复杂的。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作家接受的人文环境熏陶，作家所关注的人生内容、世象百态都影响着他们能否切入风景的内面与风景一拍即合，使得景因作家而添彩，作家因景而才情迸发。
昭荣对黑颈鹤的书写，从鹤的飞翔到鹤的歌声，从鹤的身姿到鹤的爱情，从鹤的故事到鹤的习性，从鹤的生存境遇到鹤的历史变迁，从鹤的一天到鹤的四季……多侧面多姿多彩。如果没有耐心，没有毅力，没有满腔的热情，断不能集中某对象抒写出如此多角度美妙的诗篇。
昭荣是个兴趣爱好极广泛的人，唱歌能记得千余首词，书法在学生时代就获过奖，绘画也颇可欣赏，办报则有声有色，讲课则使教案成为范本……大千世界，诱惑极多，每一个分岔下去，都有道理。如此说来，昭荣能够多年来不变地进行黑颈鹤志愿者工作，写出如此作品，想必是一片纯洁之光一直存于诗人内心，才能一脉所系，长久不悔。而且昭荣应该是个有恒心的人，心胸宽远，否则早已半道而废。
昭荣散文诗篇打动我的还有他把对孩子的爱率真流泻于笔端的态度，文字里让人可感可触的津津乐道的作者样子，实在令人记忆深刻。这应该是昭荣作品比较特别的一个特点。
鲁迅曾经说过：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写如何做父亲的文章我看过。旁人对鲁迅这首诗的注解我也看过，多是教育孩子，照料孩子和对孩子的关爱这些。说到底，虽然已跳出了父严母慈的框架，但给人的感觉还是可以以传统父爱的概念来概括。而像昭荣那样在他人的目光下搂着孩子狗儿长狗儿短地叫个不停，又满怀深情地把对孩子的感情以散文诗和歌词的形式如此亲昵地坦白无余，用人们常说的一个词来说，是有点婆婆妈妈的，近乎传统概念中的女人的神态，倒是不算很多见。在昭通作家中，性情上和昭荣有些相近的是杨云彪，他曾在大街上抱着女儿泪流满面。我当时听了这事，心里颇觉得诧异，在我潜移默化接受的教育里，男人似乎就不会哭，也就是人们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为儿女弹泪似乎是女人的事。但是，这个性情在作品里的体现，杨云彪不如他那么明显，杨云彪作品是以细腻的细节曲折发挥了性情特长。于是，作品里直接呈现的这种态度，在昭通作家群现象中，在男性作者里，昭荣就显得突出些。
阅读昭荣写孩子的散文诗，我不由得想起夏吟写孩子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看，颇有些趣味。昭荣写孩子道：“你就是这个明丽的清晨盛开的一朵最芬芳的花。”而夏吟则说：“孩子，在梦中，我用不带男女偏见的心灵设计你：女孩，花香四溢，男孩，光芒四射。”昭荣写自己与孩子：“相互依靠在十月的童话里，等待一束幸福在明春的暖风中绽放。”“我的天空因你而洋溢澄碧，我的青春因你而更富生机。”夏吟：“孩子，怀揣对你一生平安锦绣的祝福，爸爸妈妈的心更充实了。”昭荣：“孩子，……你随破晓的晨光来到了这个世界，这是时光老人赐予我们的多么珍贵的礼物呀！”夏吟：“孩子，你的美，是新鲜时间收藏着的奇迹，……孩子，你的光明，是花朵在枝头轻颤。”昭荣：“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玩你喜欢的游戏，朴素和自然将使你以自身独特的生存旋律，与阳光、空气和水一道汇成神奇的天籁之音。”夏吟：“孩子，怀揣对你一生平安锦绣的祝福，……自由如你，我们不忍心把我们的理想强加于你。”对比读来，颇有异曲同工的感觉。当然，昭荣和夏吟的文字在很多方面同时也展现了他们的差异。
是什么能让昭荣如此自然地坦露心怀？是什么能让昭荣不顾忌传统观念的约束？在我看来，首先是昭荣纯净自然的率真个性使然。在这一点上，昭荣颇近西方人的特点。中国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在传统历史上比较内敛，包括对妻子的称呼，什么拙荆、屋里的、内人之类，在情感表达与西方早就流行的亲爱的是有色彩区别的。在亲人朋友上，西方人也偏于直接表露情感，对情人、对亲人、对孩子直接说出心里话“我爱你”是司空见惯的事。而国人就往往含而不露。昭荣之举，其次还在于他的自信。在商场里购物时跟着音响旁若无人地投入唱起歌来，除了他坦率活泼的个性，应该还有他能记住并唱好若干歌词的自信作底蕴。对于孩子的咏唱，除了对孩子的爱，其实也应该还有他对于此举价值的自信作支撑。
文学底蕴中葆有自然流露的童心是公认的可贵。就像男性创作童话为人所称道，也如汪曾祺带有赞许的神态描述风俗时说的：“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其实，童心就是不做作的自然心态。古代种种原因把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定位，却殃及了个性的自然展露。以至于到了南北战争时期，斯佳丽还曾为比男人能干困惑过。正如这是因为历史原因形成，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必将改变束缚天性一面的陈规旧观念。在刀棒长矛的时代，从体力上来看，男性雄强，女性柔弱，这是天定的，于是也影响了男女性气质的形成。而科技进步使得差异越来越弱化，智力因素加速上升。试想，武艺超群手执大刀的男子在战场上肯定敌不过百发百中的持枪女子。像辛弃疾那样勇于万军之中数骑缚敌首的武艺已越来越多地不是对统帅的必要要求，而毛泽东式的以不带枪的身份作军事统帅之类的事愈益普遍。正是在这种变化的潮流之下，从创世神具有男女性双重特征而具备凡人不备的能力的神话中，敏感的英国著名女作家、评论家伍尔芙窥破了人类本质之一，提出了创作中宏扬“双性同体”观念的思想。当然，这是指心理意义上两性气质的交融，比如同时兼备果断、细致等跨性别特征。伍尔夫认为如此有助于形成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在头脑中，首先必须有女人和男人的某中合作然后创造的艺术才能得意完成。”。她还列举出莎士比亚、济慈、斯特恩、柯柏、兰姆、柯勒律治这些例子为证。
其实佛教中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样的说法。同体大悲指佛陀之悲乃是以众生苦为己苦之同心同感状态。这某种程度也与双性同体后的感同身受的敏锐相通。这个气质上的融汇特征必然是作家所希望的，只是在此前，常常以潜意识非自觉的形式指引作家的创作。当人们愈益认识到这点并导引自己的行为时，必然有更多自由伸展的欢欣降落人间。便会有更多的人不再像刘平勇那样，不再像你我一样，看着昭荣的自自然然的举动羡慕不已。
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昭荣是有福的了，因为他早早接受了那一片纯净之光的朗照和启迪并以此为荣！再次回想刘平勇所描述的昭荣商场里自顾自唱歌的“傻劲样”，我不由得微笑起来，心里重又响起那首《欢乐颂》：“我的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其实，正是昭荣的毅力、恒心、果敢和对事物一如既往的定力这些阳刚气质与其他阴柔气质的兼备表现以及昭荣的纯净典雅的散文诗把我们带进了对于纯洁圣殿的向往，我们也就都是有福的了。